不抓盜匪卻插自己一刀，並非同理心的表現
2018-08-17 法治時報
不抓盜匪卻插自己一刀，並非同理心的表現
(法治時報2018-08-17台北報導)馬英九被起訴的三中特別背信罪，屬重大金融犯罪案件，原抽籤選出的審判長胡宗淦、受命法官鄭昱仁、及陪席法官高若珊，因調動及辭職因素，另外分案，改由林呈樵（受命）與林幸怡（陪席）2位法官加入重金庭的刑16庭。
如果依「上個世紀」的標準來看，受命法官林呈樵絕對是屬於「非常優秀」的法官。
何以見得，林呈樵法官是上個世紀「非常優秀」的法官呢？
第一，他是國內最高學府「台大法律系」的高材生，且又考上了司法官，這當然是「優秀中的優秀」了。
第二，他不但「自己優秀」（很會考試），他還能「傳授優秀」，教人家如何考上司法官，他在補教當名師的「化名」就叫「喬台大」（可能就是取意：經他一「喬」就能上台大）。
第三，他很會辦案，也辦了很多大案，舉凡：台大宅王張彥文殺害前女友案、太陽花學運政院喋血事件控江宜樺殺人未遂案、段宜康違反選罷法案、戴爾電腦標錯價事件案，都是林呈樵法官承審的案子。
綜上幾點，確實可以歸納看出，林呈樵法官確實擁有：「會唸書」、「學歷高」、「會考試」、「會教書」、「會辦案」等等的優秀特質。
這些優秀特質，如果在「上個世紀」國民黨時代看來，那絕對是司法官場難得一覓的優秀人才，是遲早要被加以拔擢的。
但是，放在廿一世紀講求創新的今天，像林呈樵這麼「年輕」的法官，卻「擁抱」著那麼「老舊」的觀念，而以優秀之姿出現在司法官場時，恐怕是有待時間的考驗，才能確定他是否真的也是「廿一世紀」的「優秀法官」。
林呈樵法官讓人持疑的原因在於：
一，對自己的言論思想，不敢捍衛：林呈樵法官在審理江宜樺被告案時，《聯合晚報》報導他曾在臉書發表支持太陽花學運的言論，質疑他預設立場，對此，林呈樵低調回應：「我的臉書外人看不到，而且這是個人的事，對於《聯晚》的報導，我不予置評。」，且傳出他事後刪除臉書上的文字等等。
「太陽花事件」是國內重大民權運動，任何人都可以對它表示看法，那屬於「言論自由」與「思想自由」的範疇，就是法官也能，也應該擁有這些自由，因為那是基本人權。
可惜的是，林呈樵法官對這些基本人權範疇的「思想自由」、「言論自由」都不敢表態，當然也就不敢捍衛。
問題是，如果連捍衛和表達自己思想言論的勇氣都沒有的法官，又如何能期待他有勇氣去「捍衛法治」？又如何能期待他，敢透過他的判決，去保護那些弱勢族群呢？
二，對自己的立場，搞不清楚：林呈樵法官承審喧騰一時的「戴爾電腦」標錯價事件，戴爾不認單拒出貨，網友憤提告，林呈樵判原告敗訴，判決書裡法官大剌剌承認自己也是「鄉民」，還說，他親眼見到網友爭相轉告下單的「盛況」，因此林法官分析，多數網友可能抱持這樣的心態，就是明知道戴爾不會履約，但還是可以賭一把，「因為賭輸了沒損失，賭贏了就賺到」，所以就算明知判決出爐，會引來為虎作倀的批評，還是堅決要判網友敗訴。
林呈樵法官的「判決」犯了一個很可怕的錯誤。
那就是他把自己的「立場」混淆了，他竟然忘了自己是「法官」而不是（也不可以）「當事人（鄉民）」。
結果，他不但把自己當成了「原告（當事人）」，還主觀地說了一堆假設「自己是當事人」的想像心理（賭徒），然後，再把自己判輸！
須知，法官必須是永遠的客觀中立第三者，因為只有中立客觀第三者才有可能作出公正、沒有偏頗的審判。
法官不能是任何一方的「主觀同類」，那將會是明顯「預設立場（不論支持或反對同類）」的偏頗見解。
但是，林呈樵法官自己在判決書形容自己是「鄉民」，還主觀解釋「鄉民像個賭徒」的心理，所以，他要判賭徒輸！
這根本不是一個「法官」該作的事，這種論述的判決，比較像是一個傳教士或是道德家在做的事。這絕不是一個廿一世紀優秀法官在做的事。
三，依法審判的職責消失：法官不是「心理學家」，搶下單的「心理」不歸法官管；法官要管的是「這些網路看熱鬧下單的合約」到底有效無效？應否依約履行？或是因為急迫輕率無經驗而可撤銷或減輕給付？
法官的「判決」應只就該案的「法律關係」以及其「事實和證據做出認定」，再做出最有說服力的說法與判斷，最理想的情形是，透過該案例，可以告訴全國的「網路行銷業者」與「消費者」（甚至其他法官），將來如有類似案例，可參考他的判決所考量的法律思維與邏輯順序，去做出判斷。
也就是類似「最高法院」以及這幾年來「台灣高院」也在推動的「可供參考之判決」的案例。
當法官遇到這種全國矚目的案例，應該要好好研究法律，講出一套能夠說服內行人（法律學者）的法理，同時也能讓尋常百姓，即兩造當事人聽得心服口服的道理，而不是將自己視為鄉民，然後再判鄉民輸，再以這種方式來表示自己很有良心。
這是典型舊時代的「威權」思維：我是你們的自己人，我很懂得你們的心，所以，我的判決就是對的！
「古代法」一書形容，社會演進是從「講求身份關係，演進到只論契約」的歷程，林呈樵法官這種用「鄉民身份」去做判決的概念，在廿一世紀是行不通的。
台灣法律系學生的教育，乃至司法官員的養成，都是著重在「背（法律）答案」的能力，而不是在培養他們用「法律邏輯」去「找答案」的能力。
因此，當人民有紛爭進入法院，殷殷企盼法官幫忙找出個能合理解決的好答案時，法官總是仗著公權力在握，硬是塞給他們在「上個世紀」背下來的答案。
「背答案」與「找答案」，一字之差，目的與境界完全不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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