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烏龍檔案
2017-12-22
文／黃錦嵐
「近年來，民調顯示司法不受國人信任，原因固或多端，但例如蘇建和等3 死囚案、徐自強死刑改判無罪案、蘇炳坤再三喊冤案，造成國人深刻的不良印象，當有加乘作用。其實深入檢討，可以發現都是肇因於職司第一線的司法警察（官）尚未詳實蒐證完成，就草率移送結案所致，而其癥結，無非過度重視供述證據，卻忽略其可變異性。」
「關於受追訴的對象─「被告之人別（非指身分基本資料，而係特定），則一定要完全精確。易言之，縱然確有某一構成犯罪事件發生，但其行為人究竟是否為被告，控方（含檢察官、自訴人）負有積極的舉證責任，方足以判罪處刑，反之，法院仍應為被告無罪諭知。」
以上２段論述，是最高法院審判長洪昌宏於今年１１月３０日判決〈李慧卿販毒案〉（１０６年台上字第３５９４號），嚴詞指摘警方草率蒐證、移送，檢察官照單全收、據以起訴，高院審判長楊智勝（受命法官許文章）又予採信，並論罪判處重刑時，開宗明義直指司法公信不彰的「病灶」淵藪，即是在於：檢警在上游蒐證怠忽草率、法官在下游審判概卻括承受曲予優容，上下沆瀣一氣所致。
本案之源起，是宜蘭縣警局羅東分局順安派出所員警黃文位，於民國１０３年６月４日下午，休假在羅東鎮某餐廳用餐後，在民權路、中華路口見郭宜信以電話與他人聯繫，且見他雙手均有明顯針痕，十分可疑，即跟蹤之，隨見郭宜信手持現鈔與一名婦女交易一小包粉狀物，黃員待２人交易完畢，分道離去時，在民生路羅東衛生所前攔查郭宜信，並自郭宜信腳下扣得該包粉未狀物，經檢驗證實是海洛因。
本案警方根據郭宜信與黃文位的指認及電話通聯紀錄，認定與郭宜信交易海洛因的婦女即是曾有毒品前科的被告李慧卿，儘管李慧卿完全否認，但宜蘭地檢署檢察官仍照單全收警方移送卷證，依販賣一級毒品嫌提起公訴；宜蘭地院審判長王耀興（受命法官林惠玲）依「罪證有疑，利歸被告」原則，判被告無罪；高院審判長楊智勝（受命法官許文章）今年１月１７日卻改判被告成立販賣一級毒品罪，判刑１５年８月。
據最高法院的發回指正，楊智勝與許文章的論罪處刑，顯然違反刑事訴訟法上明定的嚴謹證據法則、無罪推定原則及檢察官實質舉證原則。以下僅就檢警未嚴格遵守指認程序與秘密證人制度，楊智勝與許文章仍曲予優容部分評述。
壹：指認程序嚴重瑕疵，真的是被告李慧卿販毒嗎？指認不確定！
首先，是郭宜信的指認，自警詢、偵訊，迄審訊均不確定販毒者是被告李慧卿。
１０３年６月４日，警詢時，郭宜信僅稱他確以５百元代價向「姐仔」買一小包海洛因，並提出該女子的聯絡電話供警方查證，承辦員警鄭文明追問「姐仔」的真實姓名、年籍時，均無所獲。要求郭宜信打行動電話聯繫，也無人接聽。
１０４年４月２９日，檢察官提示６張照片供郭宜信指認。郭宜信證稱：「因為事隔1 年，我原本跟她就不熟，她叫什麼名字我不知道，只是朋友介紹，現在看照片我沒有十足把握，我怕認錯人，那時她有戴眼鏡，頭髮長長的、瘦瘦的，看起來又很老，我才叫她「姐仔」，我都５３歲了，編號6 有點像，臉型、輪廓有點像，但我不敢確定。」
高院審判中，郭宜信亦證稱：「…，對在庭被告沒有印象，被告是否賣毒品之人，我沒有印象，因我已入監快１年，買毒時是２年前的事，可能裝扮改變，我無法認出，我都在宜蘭地區買毒品，我有向「姐仔」買過毒品，但沒有提過是５０多歲，５０多歲是警察說的，…當時向1個女子買的，該女子是否為被告，因有關人家刑期，我無法確定，…，因為我與「姐仔」本來就不熟，是我臨時受傷，就買海洛因來施用，當時我沒有固定藥頭，我透過電話找朋友介紹，朋友給我電話，我也是第一次與該藥頭碰面。」
其次，是員警黃文位的證詞，偵查中，他第一次證稱：「因為我看到她距離有點遠，不太能當場指認出該女子」；第二次作證，在當場真人、單一指認情況下，他指證被告是他所目擊販毒之人。可是，黃文位指述販毒女子的外觀特徵是：「白髮大概三、四成」，顯與被告偵訊時當庭拍攝的照片不符。
再次，承辦員警鄭文明於高院作證時，自承並未依循標準指認程序辦理。
貳：依通聯紀錄認定「姐仔」就是李慧卿，顯然不符合經驗法則、論理法則
郭宜信指稱是「姐仔」持用的行動電話，經查所有人是「趙三賢」，高院傳訊趙三賢作證，趙三賢證稱：「不知道有該門號，也不認識被告」。
再據卷附通聯紀錄，郭宜信所指是「姐仔」持用的行動電話，於１０３年６月４日下午１時許，曾與被告李慧卿自承持用的另一支行動電話有通聯。
假若郭宜信所指的「姐仔」確是被告李慧卿，那麼上述通聯顯示李慧卿當時是左手打給右手，這合乎經驗法則、論理法則嗎？
參：形式上未採秘密證人證詞，實質上卻採信
承辦員警鄭文明向郭宜信查詢「姐仔」的真實姓名、年籍無所獲之後，陸續經由吳政霖、李俊逸施用海洛因案中，獲悉有綽號「姐仔」之人涉嫌販毒，乃經由一名秘密證人指述，推認李慧卿即是販毒給郭宜信的婦女「姐仔」，乃在事發後５個月，逕赴郭宜信替人助選所在處所，要求郭宜信補行指認程序，並製作「犯罪嫌疑人指認紀錄表」。
承辦員警鄭文明製作的秘密證人筆錄，不止與秘密證人另一公開的警詢筆錄，差異甚大，而且，在偵查中，這名秘密證人更拒絕作證，因此，檢察官不採為證據。
可是，高院改判有罪的論證顯示，秘密證人的警詢筆錄內容，實質上，仍影響高院審判長楊智勝及受命法官許文章的心證。這種「陽棄其人」、「陰用其言」的偷渡採證方式，是法官濫用自由心證的類型之一。
肆：餘論─「散仙法官」許文章，為何能混跡司法迄今？
本案案情雖然單純，但是，最高法院的指摘論述，揭發了不少檢、警、院辦案怠忽草率，甚至罔顧人權的隱情、疑點，堪稱經典。筆者大惑不解的是：類似許文章這麼資深的「散仙法官」，歷經２０多年的司法改革，為何仍能混跡司法迄今？
許文章，是法訓所２０期（７２年）結業，審判資歷逾３４年，是司法圈內有名的「散仙」。他原本辦刑事，雖然自８３年底即調升高院法官，８９年間因故被調到民庭，９６年間，曾志願調最高法院，但因判決品質不佳，無法如願，迄９７年６月，因刑庭缺人，調回刑庭，但審判品質依然很差，甚至成了「全額交割股」─全股案件都交付法官助理辦理，以致連庭長也升不上，自９９年迄今，先後「用」了陳博志、黃瑞華、林瑞斌、張惠立、楊智勝、江振義等６位庭長，幾乎一年換一個庭長。
最奇特的是，許文章的庭長，除了陳博志是「病號」，江振義剛自最高法院回任之外，另外４位庭長都在帶過許文章之後，很快即調升最高法院法官，這並不是許文章「帶旺」庭長高升，而是庭長「逃離」許文章的一種方式。
有位當過許文章庭長的最高法院法官就說：「當年，許文章草擬的判決書稿，他幾乎件件都要大幅修改，若不修改，一定被最高法院撤銷，累死了！」
一句「累死了！」，道出「許文章的庭長們」的心聲，楊智勝是法訓所第３２期（８３年）結業，１０５年９月調昇高院庭長，面對比他高１２期的資深學長庭員，判決初稿又能怎麼改？因此，不到一年時間，今年６月，楊智勝即調升最高法院辦事，恐怕這也是楊智勝渴望儘速「逃離許文章」的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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