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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／黃錦嵐
烏龍檔案
2017-12-08
文／黃錦嵐
法院設立審級制度的目的，主要是：就同一訴訟事，於下級法院審判後，經當事人上訴或抗告，再由上級法院更行審理，藉以確保審判的公正周詳、減少裁判錯誤，增進人民對司法裁判的信賴，以提升司法的公信力。
審級制度設計，是建立在一項基本前提上：上級審法官的審判水準應比下級審法官高。假若這項前提不存在，上級審即喪失繩愆糾謬的有效救濟功能。
令人遺憾的是，這項前提並非鐵板一塊！最高法院的發回指正案例顯示：「一審認事用法正確，二審改判，反而錯了」的案例，偶有所見，以下評述的《侯葦帆、陳貞惠等違反藥事法案》─下稱〈本案〉，台南高分院審判長陳珍如（受命法官吳志誠）的基本法律概念就不如一審法官。
〈本案〉台南地院審判長孫淑玉（受命法官黃琴媛）以陳葦帆違反醫師法（密醫）判刑１年６月，又犯１０項販賣禁藥罪，各判刑６月至１年２月不等，合併應執行刑４年６月；陳貞惠犯販賣禁藥罪判刑１年。案經檢察官及被告均上訴，陳珍如、吳志誠於１０５年３月改判陳貞惠無罪，侯葦帆只論密醫罪判刑２年。檢察官及侯葦帆均上訴，最高法院審判長林立華今年１１月９日將台南高分院判決陳、侯部分撤銷發回更審（１０６年台上字第１２０號）。
綜觀最高法院指正意旨，陳珍如、吳志誠的上訴審判決，改判侯葦帆販賣禁藥無罪部分，顯然誤解藥事法的「藥品」定義明文，而且調查粗疏草率，有放水之嫌；誤認一審判決「陳貞惠販賣禁藥給侯葦帆」是訴外裁判部分，刑事訴訟法基本概念更是不如一審法官。限於篇幅，僅舉基本概念謬誤部分評述。
陳珍如、吳志誠在判決書最後認定：依據起訴書「犯罪事實」欄所載，檢察官僅起訴陳貞惠「共同販賣禁藥予李○木等７ 人」之犯行，並未起訴「販賣禁藥予侯葦帆」之犯行，一審就未經起訴部分，論罪科刑，另就起訴部分，敘明不另為無罪之諭知，有所未洽。因此，將一審判決陳貞惠部分撤銷，並就陳貞惠被訴「共同販賣禁藥予李○木等７人」犯行，諭知無罪判決。
關於檢察官的起訴範圍，最高法早有２９年上字第４３號判例闡明：「法院之審判，固應以起訴之犯罪事實為範圍，但法院於不妨害事實同一之範圍內，仍得自由認定事實，適用刑罰。」，最高法院於５年前也以１０１年台上字４３８２號判決，進一步以「具體基本社會事實」概念闡明「事實同一」，使判例意旨更臻完備。
觀察陳珍如、吳志誠的判決，仍將檢察官的起訴範圍侷限在「起訴書『犯罪事實』欄所載」，對於以上最高法院判例及裁判要旨，顯然相當陌生。
最高法院為指正陳珍如、吳志誠的基本法律概念，特地再上一堂刑事訴訟法第２６８條釋義課程：「犯罪曾否起訴，雖應以起訴書狀所記載之被告及犯罪事實為準，但法院在不妨害事實同一之範圍內，仍得依職權認定被告之犯罪事實。至於是否符合同一性，則以其基本社會事實是否相同作為判斷之基準；若其基本社會事實關係相同，縱然犯罪之時間、處所、方法、共犯人數等細節，略有差異，仍無礙其具備同一性之判斷。」
餘論：庭長與庭員對調之後，審判依舊離譜！
陳珍如與吳志誠誤解藥事法的「藥品」定義明文，而且調查粗疏草率，若是出於故意，即有「故出」放水之嫌，那是操守出問題，若因怠忽而「失出」，那是敬業態度出問題；誤認一審判決「陳貞惠販賣禁藥給侯葦帆」是訴外裁判部分，顯然是法律專業出問題。鑑於陳、吳兩人過去都是筆者〈烏龍檔案〉的「常客」，〈本案〉離譜謬誤，並不意外。
陳珍如與吳志誠是十分奇妙的合議組合，１０１年１０月之前，吳志誠是庭長，陳珍如是庭員；１０４年９月之後，吳志誠成為陳珍如的庭員。令人拍案驚奇的是，庭長與庭員對調之後，審判依舊離譜！真不知究竟是誰「帶衰」誰？
吳志誠，是法訓所第２０期（７２年）結業，９０年１月即升任台南高分院庭長，在同期中算是「早慧」，也是翁岳生院長推動司法改革，免兼一批失職「萬年庭長」之後，首批拔擢的二審績優新銳庭長，豈料，升上庭長不過１０年，審判即經常出現離譜論證，諸如：「有罪、無罪理由鎔於一爐，究竟本意要判啥？」、「割裂證據改判無罪何其多？」、「連罪名都寫錯」。
至於陳珍如，是法訓所第２５期（７７年）結業，９０年１月即調升為台南高分院法官，也是十分資深的刑事法官，可是，她受命承辦的案件，離譜論證也不少，例如陽學聖等反森林法案，竟連「簡式審判程序」都搞不清楚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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