聯手強暴「調查之必要性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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烏龍檔案
2017-11-10
文／黃錦嵐
最高法院發回指正案例顯示：至遲自民國９０年間起，不論「購毒者」的指證或「小毒販」的辯詞，即已出現「幫忙買毒品」、「合資買毒」或「幫忙調貨」之類用語，電話監聽譯文，更是對話空洞籠統，在欠缺買賣毒品的補強證據下，徒具形式恣意認定有利被告待證事項「無調查必要」，並推定「小毒販」有營利意圖而論處販賣毒品（尤其是一級毒品海洛因）的重罪，經常成了事實審論證違誤的淵藪，也成了最高法院質疑指摘的重點。
令人拍案驚奇的是，在最高法院指正案例中，不乏曾調最高法院辦事法官，當年曾站在最高法院高度質疑指摘二審恣意裁量的論證違誤，待他回任二審當審判長之後，竟也犯了相同的違誤，以下評述的《張志成販毒案》，台南高分院審判長沈揚仁（曾於９９年９月至１０２年９月調最高法院辦事，今年９月再調最高法院法官），即是其一。
張志成是台南市的海洛因小毒販，檢察官根據監聽資料，於１０４年４月９日搜索張志成在台南市的租屋處，扣得淨重０點４６公克的海洛因９小包，及注射針筒３支、葡萄糖７包、酒精棉片２片等物，並於同年５月７日在嘉義縣太保市拘獲張志成。
檢察官起訴張志成７次販賣海洛因犯行，其中５次賣給楊豐裕犯行，事證明確，經一、二審均論處５項販賣一級毒品罪各判刑１５年２月，最高法院於今年１１月２日駁回被告上訴定讞，並無疑義。不過，另２次張志成被訴販賣海洛因給林久富部分，台南高分院審判長沈揚仁（受命法官施介元）去年１２月維持一審判決，論處２項販賣一級毒品罪各判刑１５年１０月，卻因恣意裁量「調查之必要性」，顯然怠於調查，有違反判例，而且罔顧卷證，剝奪被告對證人的對質詰問權之違誤，被最高法院審判長吳燦發回更審（１０６年台上３３９５號）。
張志成始終否認有販賣海洛因給林久富，辯稱是與林久富合資購買海洛因，沈揚仁、施介元是引用林久富於偵查中及一審的證詞為論罪依據。林久富於偵查中證稱：他是請張志成幫忙買毒品；一審審判中也證稱：他是拜託張志成幫忙買毒品；但林久富否認與張志成合資買毒。
沈揚仁、施介元的論證之可議，在於：張志成上訴台南高分院時，先具狀表示：他與林久富商議２次合資及一同前往購毒的經過，有第３人蔡啟文在場見聞，請求傳喚蔡啟文詰問；張志成的選任律師也以言詞及具狀載明待證事實及蔡啟文住址，聲請傳喚蔡啟文到場行使對質詰問權。
據卷附通訊監聽譯文，確有一名綽號「菜鳥」的男子先代林久富接聽電話，再交由林久富與張志成通話，林久富也證實蔡啟文即是「菜鳥」。
以上卷證顯示，張志成聲請傳喚蔡啟文並非無據，對於張志成與林久富之間究竟是買賣或合資購買毒品之判斷，也至有重要關係，而且並非不能調查或不易調查，依刑事訴訟法第１６３條之２規定，應屬於有「調查之必要性」證據，另依最高法院７１年台上第３６０６號判例要旨，張志成的聲請也是具有「調查之必要性」。
可是，沈揚仁、施介元不僅未傳訊蔡啟文，而且在判決中敘明：「蔡啟文此人證未見上訴人於警、偵訊及第一審提及而請求傳喚，且此人是否在場與聞彼間交易毒品之事，綜觀全卷，亦無任何跡證，是蔡啟文與上訴人是否涉犯販賣毒品查無重要關係，認無傳喚蔡啟文作證之必要」。
沈揚仁、施介元以上論斷，最離譜的是：僅以被告未於警詢、偵訊及第一審審理時請求傳喚為由，即罔顧卷內跡證（所謂「綜觀全卷，亦無任何跡證」，不是睜眼說瞎話嗎？），也無視現行刑事訴訟法第二審仍採覆審制，徒具說明形式，即恣意認定無傳喚蔡啟文作證之必要，除了有怠於調查職責之外，也顯然剝奪被告的對質詰問權。
餘論：「林永謀的特別照料義務」無所不在？
筆者曾以「林永謀的特別照料義務」一詞，形容最高法院「強庭長照料弱庭員」現象，其實，高院及其分院此種現像也是歷史悠久，而且還有「強庭員搭配弱庭長」與「強法官獨善其身拒當庭長」現象，所謂「強」與「弱」，有時是指裁判品質或操守的良窳，有時是指辦案態度的敬業與怠忽，有時是指體能狀態的青壯與病老，有時是指歷練能否耐繁劇，這是院長為了避免「弱庭長搭配弱庭員」出現侵害人權或有違公平正義判決的刻意安排，儘管如此，或許是法官的整體素質還是偏弱，審判實務上，離譜烏龍判決還是此起彼落。
不知沈揚仁與施介元（還有陪席法官蔡憲德）的合議庭組合，究竟是屬於哪一種類型？
若是「強庭長照料弱庭員」，那沈揚仁被「帶衰」就太委曲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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