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烏龍檔案
2017-9-22
文／黃錦嵐
筆者兩個月前曾評述一件高雄高分院審判長黃壽燕（受命法官莊珮君）依加重強制猥褻罪判決曾○慶撫摸少年生殖器行為４年６月重刑，最高法院明文指摘該判決是罪名不當、量刑畸重案例；如今，同院審判長凃裕斗（受命法官施柏宏）於９月１２日的《陳柏裕等殺人案》更一審判決，對於共謀「製造假車禍撞死人詐領保險金」的４名被告，根本不理最高法院要求查明究竟是「確定故意」或「不確定故意」殺人的發回意旨，乾脆認定「無殺人故意」，改依「得承諾傷害本人致死罪」，分別論處４年２月至４年１０月不等有期徒刑，依最高法院指正上訴審的發回意旨判斷，這顯然是一件罪名錯誤、量刑畸輕的案例。
本案的基本事實是：曾任保險業的陳柏裕於民國１０２年認識吳志德，兩人共謀詐保，因吳志德收入不穩定，陳柏裕為提高保額，出資給吳某開牛排店，還將房子過戶給吳，再幫吳向７家保險公司共投保４千６百萬元。
陳、吳兩人１０３年５月首度詐保，是以金錢糾紛為由，製造意外讓吳某在牛排店內遭人砍傷，但因未達一級殘廢標準，僅獲理賠二十多萬元；同年８月首度製造吳某車禍假象，但因傷勢不嚴重，未獲理賠；隔月第３次詐保，陳柏裕找林益田、張森安、陳全共同到澄清湖外環道製造假車禍，結果誤認陳柏裕等人僅有撞殘其雙腿計畫的吳某被撞飛，落入澄清湖死亡。
以上事實的第３次詐保部分，即是本案爭議所在，一 審依共同殺人罪判處主犯陳柏裕１６年有期徒刑，檢察官不服上訴，上訴審加重其刑，改判無期徒刑，但因事實認定前後矛盾（前段認定是確定故意，後段認定是不確定故意），最高法院認無可維持，乃要求更審時查明被告究竟是「確定故意」或「不確定故意」殺人。豈料，凃裕斗、施柏宏的更一審判決竟出現「髮夾彎」，認定被告等根本「無殺人故意」。
凃裕斗、施柏宏改判理由主要是：陳柏裕等人辯稱，原計畫只要撞斷吳某左腿跟左手，以達到理賠的一級殘標準，撞死吳某對他們並無好處，經調查，若吳某死亡理賠４千１百餘萬元，比一級殘廢理賠金少了５百多萬元，因此，陳柏裕辯詞可信。
其實，誠如最高法院指摘上訴審的發回要旨釋示，高速行駛汽車衝撞不知情且行動不便之人，會致人死命，這不是再淺顯不過的社會經驗法則嗎？還有，被告蓄意詐取吳志德之身故保險金，再以汽車高速衝撞不知情且行動不便之吳志德身體，使其死亡，能否謂陳柏裕等４人無殺人之確定故意？亦大有可疑。
因此，即使凃裕斗、施柏宏採信被告的辯詞，認定被告沒有殺人的確定故意，最起碼也應認定有殺人的不確定故意（有預見撞死吳志德之可能，縱然發生死亡結果亦不違背其本意），豈能連「不確定故意」殺人罪都一併免了？
參照高雄高分院審判長黃壽燕（受命法官莊珮君）依加重強制猥褻罪判決曾○慶撫摸少年生殖器行為４年６月重刑，罪名與量刑均畸重，本案罪名與量刑顯然均畸輕，司法的公平正義何在？至少在凃裕斗、施柏宏的審判中是看不出來。
餘論：不理最高法院發回要旨的弊病還要沈埋到幾時？
最高法院撤銷發回判決理由，對於高院或其分院更審是否有拘束力？雖然無法律明文，但是，最高法院早有判例─３０年上字第７８５號明示，除非更審法院「另有證據可憑」，否則，判斷上應受最高法院發回意旨的拘束。
判例要旨之意，是恪遵為原則，不遵為例外，可是，實務上，恰巧相反。高雄高分院不理最高法院指正意旨，執意堅持已見審判，過去案例不少，最近一例就是張簡鵬璋性侵案，該案最高法院雖然一再以「罪證有疑，利歸被告」為由發回更審，但是，高雄高分院歷次更審仍堅持判有罪，甚至傳出刑事各庭採「一致抗拒」立場，兩院僵持到更八審，最後因最高法院審判長郭毓洲請假，才由代理審判長張祺祥維持更八審判決定讞，才解決此一「二、三審僵持困局」。
本案目前僅僅不理最高法院第一次發回意旨，還談不上「二、三審僵持困局」，不過，二審法官、庭長不理最高法院裁判要旨，甚至集體抵制最高法院的審判紀律不彰現象，可謂積弊已深，不知司法院對此類公然藐視審判纪律的弊病，是否有良策？是否修法將判例法律明文化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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