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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／黃錦嵐
莊勝榮大律師日前撰文批評目前司法改革議題存在嚴重的盲點，其中，他強調邏輯的重要性：「…否則，如何判斷證人證詞及兩造說詞是否符合論理法則？所寫判決書違反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，跟邏輯與社會經驗息息相關…。」，筆者深有同感，以下評述的《陳松楊公共危險案》，即是承審法官犯了邏輯上的「循環論證」詭辯，以致認定事實時，因前提無證據證明，陷入「認定事實，不依證據」僅憑臆斷的採證違法困境。
《本案》的基本事實是：被告陳松楊是砂石車駕駛，民國１０３年８月２１日清晨５時許，在高雄市大寮區翁園路上（肇事路段寬僅４公尺６０公分），砂石車右後輪輾過重機車騎士吳致緯的左上臂、左前臂、左肩、左胸、左腹，被告發現肇事後立即停車電話報警，但未待警方到場即駕車離開現場。
《本案》被告肇事致人死亡逃逸部分，因事實明確，最高法院審判長洪昌宏（主筆法官李釱任）於今年７月２０日判刑１年８月定讞（１０６年台上２２７０號），至於業務過失致死部分，因被告否認有過失責任，檢警蒐證又粗疏，肇事責任歸屬，頗有爭議，乃發回更審。
關於肇事責任歸屬，高雄地院審判長陳明呈（受命法官姚億燦）認定是機車騎士右邊超車，因不詳原因人車倒地滑行遭輾死，判被告無過失、無罪；高雄高分院審判李炫德（受命法官黃蕙芳）則認定是砂石車超越機車，因車上突出物勾到機車騎士上衣背部，致使騎士摔倒遭輾壓，被告有過失，去年９月改判被告１年有期徒刑；但最高法院認為，高雄高分院的判決犯了「無據臆斷」與「事實認定與證據理由矛盾」兩大謬誤。
一、無據臆斷─即「循環論證」詭辯
李炫德、黃蕙芳認定被告有過失的前提是：砂石車右側有一明顯且突出、長度足以橫跨兩車併行的間距，並直抵機車騎士後背部的突出物。
可是，卷內並無證據足以證明此一前提屬實。警方甚至未檢附砂石車的照片，車上是否確有突出物？若有，其長度是否足以勾到機車騎士的背部？均無證據證明。
以上證據缺漏，本屬警方蒐證粗疏，檢察官又怠於行使「立案審查權」，不依職權命警方補正再行移送，更無續行偵查蒐證即草率起訴的「產物」。
一審法官發現檢察官舉證不足，原有兩種選擇，一是行使「起訴審查權」，命檢察官補正，一是依「罪證有疑，利歸被告」及「罪疑唯輕原則」之證據法則審判，高雄地院顯然是選後者，高雄高分院卻是走「無據臆斷」的違法採證途徑。
李炫德、黃蕙芳的「無據臆斷」，是在判決理由中露出馬腳：「蓋如係被害人欲超越被害人之車時，應係被害人T 恤上衣之胸前部分勾住上訴人（即被告）所駕駛之車子，足見本件於發生車禍時，上訴人駕駛之車之車速較被害人所騎機車之車速為快，上訴人所駕駛曳引機右側車上突出物勾住被害人身體T恤上衣之背部」。
砂石車與機車併行肇事，可能因互相競速超車，也可能僅止一車超越另一車，機車摔倒的原因，碎石滑輪、砂石車蛇行逼車、騎士驚慌擦碰砂石車，均有可能，法官豈可僅憑臆測斷案？至於第２處「被害人」，顯然是「被告」之誤繕，不宜深責。
二、事實認定與證據理由矛盾
《本案》關於「誰超誰的車？」的關鍵證據是張展榕的證詞。他於警詢及高雄高分院勘驗現場時均證稱：「下班我約死者吳致緯一同前往吃晚餐，雙方各騎一部機車，…他一直行駛在我後方，行至事故現場約１００ 公尺前，他騎上來到我左側跟我說話，…就又騎回我後方」。
李炫德、黃蕙芳在判決理由中也說明：張展榕既於過文華街後，超越上訴人（即被告）的曳引車，則尾隨於張展榕後方之被害人，衡情亦係「欲超越」上訴人所駕駛的曳引車，而行駛於上訴人曳引車右側。
儘管卷內證據及理由說明，均顯示：《本案》是因機車騎士超越砂石車肇事，
可是，李炫德、黃蕙芳認定事實時，卻以前述臆斷方式，來個１８０度大轉彎，認定肇事原因是被告欲「加速超越」被害人所騎乘的機車，如此論證不是「睜眼說瞎話」兼「顛倒黑白」嗎？
餘論：法官的邏輯不通，還能怎麼改？
誠如莊大律師所說的，法律的生命是社會，法律的骨髓是邏輯，邏輯不通或缺乏社會歷練的法官，猶如半殘，其裁判豈有公信力可言？當前的司改難題是：法官都當２０多年了，還邏輯不通，能怎麼改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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