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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／黃錦嵐
烏龍檔案
2017-8-4
文／黃錦嵐
刑事審判，應憑證據，所憑的證據，必須先實際存在，而且，採為認定事實基礎的證據，應與卷內筆錄或文件相符，否則，即屬採證違法。以上證據裁判主義要旨是刑事訴訟的定則，且是刑事法官的基本功。可惜，審判實務的採證弊端，曲解誤會、無中生有、視若無睹、張冠李戴、是非顛倒，均時有所見，甚至支解割裂、僅擷取所需之類的「進階版割裂評價」離譜採證，亦偶有案例，以下評述的《沈毅承妨害性自主案》即屬此類離譜採證典型。
《本案》發生在台東市，被告沈毅承與未滿１４歲國二女生A是臉書朋友，民國１０４年５月２２日、２３日，被告先邀A女喝酒，繼而載A女上旅社投宿，先提供甲基安非他命讓A女吸用，並以水果刀、玻璃碎片割傷A女的手、腳、頸多處，凌虐A女， 再先後強制A女性交２次。
被告轉讓第二級毒品及第二次強制A女性交兩部分，犯行明確，被告亦坦承不諱，論罪處刑並無疑義，最高法院審判長吳燦於今年７月２０日業已分別判刑８月、７年６月定讞（１０６年台上２０２８號）。
不過，被告第一次凌虐並持刀強制A女性交部分，花蓮高分院審判長王紋瑩（受命法官劉雪惠）依加重強制性交罪既遂犯從重判刑９年，其採證是擷取被告歷次供述的片斷，重新組合成符合被害人指述之供述，卻遭到最高法院「採證違法」之嚴詞指摘。
相較於單獨觀察評價各個證據的「傳統型割裂評價」離譜採證類型，王紋瑩、劉雪惠支解證據，僅擷取所需片斷之採證方式，堪稱「進階版割裂評價」離譜採證類型。
關於被告第一次凌虐並持刀強制A女性交部分，王紋瑩、劉雪惠論罪的主要證據是：A女於一審的證述及她臉部、四肢之傷情，補強證據是被告的自白。最高法院指摘的重點是：王紋瑩、劉雪惠認定被告自承是既遂犯，但是，被告的筆錄卻堅稱是未遂犯，其認定事實顯與筆錄卷證不符。
筆錄卷證顯示，被告於警詢先後供述：「我將我的生殖器要插入她的生殖器時，她就一直大哭大叫，她就推開我，我看到她的反應很激烈，所以我就放棄了」、「（A女）有大聲說不要不要，把我推開」。
被告沈於偵查中亦先後供稱：「我想要跟她為性行為，我就戴保險套，她有拒絕，叫得很大聲，我就沒有繼續下去」、「我承認，第一次沒有成功，因為她說不要」。
依據被告的警詢、偵訊供述筆錄，被告始終堅稱第一次強制A女性交時，尚未接合A女的陰道，即因A女抗拒而放棄作罷，前後供述一致，真意並無不明之處。
可是，王紋瑩、劉雪惠引據的警詢筆錄，第一段筆錄只引到：「…，她一直大哭大叫」，以下的「她就推開我，我看到她的反應很激烈，所以我就放棄了」，就不引了。第二段只引到：「A女有大聲說不要、不要」，以下的「把我推開」，卻改成：「要把伊推開，本次與A女發生性行為，沒有經過她同意」。
王紋瑩、劉雪惠引據的偵訊筆錄，第一段只引到：「…她有拒絕，叫的很大聲」，以下的「我就沒有繼續下去」沒引用。第二段也只引用：「我承認（有對A女強制性交），因為她說不要」，中間一句：「第一次沒有成功」亦未引用。
最高法院若未指摘《本案》，外界只檢閱花蓮高分院的判決書，根本無從發現竟有法官如此膽大妄為，膽敢如此枝解割裂被告的筆錄，對於被告始終否認強制性交既遂的答辯，均視若無睹，略而不提，僅擷取被告於警詢偵訊的片斷陳述，重新組合而成新意，即率而認定被告已供述強制A女性交既遂，並採為A女指證被告的補強證據。
餘論：即使是濫人被告，也不可以曲解卷證、輕罪重判
行文至此，筆者還是想起「濫人被告的訴訟人權」問題。就社會通識而言，本案被告沈毅承，邀少女上旅館、喝酒、吸毒，再持刀凌虐、強制性交，是標準的「濫人」、「壞蛋」，不論依法或依情，均應嚴懲不貸。問題是：依罪刑相當原則，即使是濫人被告，也不可以曲解卷證，強將輕罪判成重罪。
歷經《包公文化》的千年浸淫積澱，社會大眾重視「實質正義」，輕忽「程序正義」，更不重視「濫人」、「壞蛋」的訴訟人權，並不足怪，可怪的是，受過現代人權法治教育的法官，竟然曲解卷證，輕罪重判，一副濫人被告的訴訟人權無需保障的恣態，誠屬匪夷所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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